戴汝为：高山仰止 永为我师

钱学森先生离开了我们，读了《钱学森故事》，我对先生的敬仰与爱戴更加与日俱增，先生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历历在目。

1955年，钱学森先生在周总理直接关怀下冲破重重阻碍返回祖国，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。时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，与其他3名大学生一起分配到力学所工作，恰逢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一批国外高级知识分子回到祖国，使刚入所的大学毕业生每人都有幸得到了一位高研作导师。我幸运地被分配到钱学森先生门下，成为先生回国后指导的第一个学生。作为一名青年学子，能有机会向科学大师直接请教、学习，这是我一生的幸运。钱先生对我的教诲贯穿了整个科研生涯！

1987年，钱学森先生委托我在北京大学举办“北京思维科学讨论班”。在首次会议上，他兴致勃勃地提出“思维科学”研究的重要性，因为现在的计算机是没有“智能”的，所以如让机器有点智能，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钱先生推荐我去参加了国家“863计划”，负责信息领域智能计算机的工作，并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对思维科学有所推进。

钱学森创建的“思维（认知）科学”体现了从工程技术、科学、哲学的不同层次的多学科、跨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。他始终关注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可操作性，面对科技与人文交融，自然与社会发展，他在系统科学、思维科学、复杂性科学的交叉融合基础上，为处理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（OCGS）”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“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”，并且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项应用技术构思了“综合集成研讨厅”。

思维科学，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攀登计划进行了智能模拟研究，本世纪初国家自然科学重大基金项目《人—机结合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》顺利完成。

1990年，钱学森等在《自然杂志》发表了《一个科学新领域——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》一文。钱先生在学术上十分严谨，进一步发表了《再谈开放的复杂巨系统》，把“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技术”改为“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”；并安排我同时发表了《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技术》的论文，对处理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”的方法论做了准确的阐述。

1992年，钱学森先生进一步把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“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”加以扩展，把专家们和知识库信息系统、各种AI系统、几十亿次/秒的巨型计算机，像作战指挥演示厅那样组织起来，成为巨型“人—机结合”的智能系统。“组织”二字代表了逻辑、理性，而专家们和各种AI系统代表了以实践为基础的非逻辑、非理性智能，所以这个“厅”是21世纪的民主集中制工作厅，是辩证思维的体现！他还向我提出，我们现在要开拓第三个时代——“人—机结合”的大成智慧工程与大成智慧学。由于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从钱先生来信中就得到他关于“人—机”关系的看法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我便不断向先生请教并在琢磨有关“以人为主，人—机结合”这一人类科技发展的新方向，从而开展了“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”的创建工作。我先后承担了“863”项目、“攀登计划”项目，并从1999年起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重大项目“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”项目。充分利用专家集体的智慧，并以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，把“研讨厅”从“大厅”扩展到了“信息空间”，达到钱先生称之为的“智界”，从而构成了“信息空间的综合集成研讨体系”，实现了钱学森先生称之为“大成智慧”的涌现。